我在中学时代的三位恩师

——吕翼仁、尚祖文、张德泽

（一）           吕翼仁

抗战第一年我家举家逃难到淀山湖畔的金家庄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失学在家避难，第二年，父母为我们的求学问题坚决去上海租界，那时祖父已回到《新闻报》社工作，一家人都挤在八姑母父家蔡其敏、张彩敏家，虽是一栋小洋房，可是还是像所难民营，每间房内都挤满了床铺，又为求学，父母就到英租界租两大间厢房，让子女都能在附近走读了。

正时上海敬业中学的几位进步老师在白克路××号建立了一座南方中学，入学生都要唱校歌，校歌仍为《敬业校歌》，敬业乐群，还是学生必须遵循的宗旨，南方聘请的教师首先全是抗日积极分子，思想进步、作风优秀、品格高尚，所以当我1939年秋天入学后，有幸受教于吕翼仁先生，她是吕思勉先生（中国著名史学家）的女儿，刚毕业于光华大学文学系，教我们语文课，她讲课不讲死书，而是启发式的，要求学生理解每篇文章作者的立意，作品的思想、文采，同时讲些基础的方法，对于文法，她有极精辟的语句，她说：“你只要熟读古文书，如会背诵唐诗300首后，你们的文学水平，用语就会很精彩的，所以我主张你们必须在年轻时多读书，多读古今中外名著，这样来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和鉴赏文学的能力。”这一句警句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后来也深深体会到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创作道路，领会到了一个必须要有学问，要读破万卷书，成为博学者，同时要深入生活、实践中去体会事物的真善美、假恶丑，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来。她对我格外关爱，送了《屠科涅夫全集》《托尔斯泰选集》，还有鲁迅、巴金、茅盾的小说，所以使我在初中一年级就打了较好的文学基础，同时她发起同学们搞书法比赛，她评选出来发榜赞美展出。所以南方中学掀起了书法比赛热潮，南方同学的书法都较好，她还培养我画国画素描。

太平洋战争后，她父亲隐居到常州奔牛，她是独生女便随父去镇上教中学生语文，在她走之前半年，每星期天她给我补习古文观止，唐诗宋词，使我终生受益匪浅，让我临摹王羲之的“圣教序”和董其昌抄录白居易的诗写的“琵琶行”，她让我每天临摹10张16K草纸（代宣纸），临了一年后才给我宣纸，在1942年春，我许多同学到解放区去了，我和几位主要的地下党同志失去联系，我心中十分苦闷、烦躁，临帖就不认真了，有时竟把前几天的作业凑数交卷，她看了之后，慈祥地微笑着说：“薇青，你是一个很老实刻苦学习的青年，所以我三年不辍地教你课外读物和书画，你现在为什么送以前的作品来凑数？”

我脸红了，哭泣起来，我说：“我的好同学都到农村去了，到抗日战场去了，我还能安心临写字帖吗？老师，我一定要去抗日部队参军啦！”

吕老师和蔼地安慰我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不责怪你啦，你的成绩应该说已超过同龄学生，而且是我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，国难当头，我已马上要到乡下去教抗日战士了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吧！”她站起来，拥抱我，又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的补习结业了，你的日记，长篇小说，我都看完了，有发表水平了，祝你以后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！”

她放开我，从她的近视眼镜片下的眼眶中流下了泪水，我更是热泪盈眶。

她又说：“本来我想晚一点告诉你，让你再补到两三课后我才向你宣布我家内迁计划。”

我更加激动地说：“恩师，您的恩情我终身难忘，我必须到苏北去找我的同志，要不然我会跟你去奔牛啦！”

她理解地说：“我懂，你不能失掉关系，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爱国者而已。你不要跟我走，你的左倾思想从初二就开始了，因为我发现你会批判屠科涅夫的作品了，我很高兴，我的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，分析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你走的路是光明大道，我祝贺你成功！”

“谢谢老师，您教我的真理，我永志不忘，而且你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是您真心实意要培养我成为作家或学者，我却在抗日洪流中只好选择了走上革命的道路，我已经放弃进工部局女中的念头，虽然，我考上时大家为我高兴，父亲一再劝我从那争取考上英国剑桥大学。我回答爸爸：‘我想做一个热血青年，参加革命，虽然三位老师都认为我是学者型的苗子，可惜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时代的呼唤让我选择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！’”

“我相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中国不会亡，抗日胜利后，还需要像你这么一批有知识文化的革命者来建设国家的，我鼓励你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！那么今天我们的文学课程就结业了。”她握紧我的双手凝望着我的脸庞，又拍拍我的双肩：“肩负重任哪！”她很难割舍似地：“告别吧，希望在全国胜利的旗帜下我们再见！”

“不，导师，我爸妈要来谢你，他们要送你一点小小纪念品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家母造访吕府，向吕老师父母道谢，她拿出来一打南洋袜厂的纱长袜给吕老师，给两老各一打合适的高级麻纱袜子。吕老师：“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，张妈妈，薇青聪慧，学习勤奋刻苦，做人老实诚恳，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。”我们依依惜别了，她一直送我们出她的居宅区兰村。

这一阔别，直到1956年我在中央轻工业部工作时，到上海开会时，才千方百计找到了她，她一家人已搬到淮海路××号，我闯进去时，她的模样几乎十多年没变化，我却已不再是青年而变成中年人了，已是党和国家干部。她握住我的双手时，仍紧紧地想说话却又噎住了，倒是吕师母走上来笑道：“张小姐，你是国家干部啦！穿上列宁装，好神气呀！”

我笑着回家：“是人民公务员，在轻工业部工作，这次来上海开会，要访问一批专家，国家要制订十二年赶超英国的计划，上海是轻工业基地，我来做些专业调查，也想向专家们借些国外专业书读一读，然后草拟一份轻工业出书计划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还是这样红红火火的干工作，学习不放松，你家怎么样了？”

我从公文包中拿出几张照片送给她和师母，她俩看到全家福后高兴地说：

“唷，已有四个孩子的母亲了，看不出来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廿八岁啦，早婚，孩子太多，很累，不过我有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保姆，所以我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。”

“薇青，你出差上海几天中晚上能到我家来住吗？”

“吕伯伯不怕我吵吵闹闹的，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吗？”

“不会，不会”，吕老先生和吕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着邀请我，于是我便早出晚归，在这位恩师家住了七个晚上，深深地谈了双方阔别之后的生涯。

我敬仰她，她讲述了在奔牛学校时，一次遇到日本鬼子到中学去抄查爱国分子，她的国画被抢走时，她的傲然骨气，使我好像看到了一幕电影，她的抵抗语言：“我怎能送画给敌人，你抢，我手无寸铁。”画被抢走了，老师的高大形象傲然屹立在许许多多学生们的心田里。

文革后，我全家蒙难，她居然向彭炎长媳提议，让我的小女苓儿小儿佳儿由她收养，长嫂婉言谢绝了。等我从四人帮狱中出来去沪拜访她时，她兴奋之极，与我畅谈控诉了“四人帮”的种种罪行，他们翻译所一批名人蒙辱受迫害之苦，她又向我笑道：“天已明，乌云已过，孩子们怎么办？该上学吧？”

我回答：“是的，我一回家，第一件事，便是要争取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发挥专长，学一技之长，报考大学。”

她非常赞成我的想法，她便恳求我帮助她把吕思勉故居筹建起来，我完全答应了下来，于是请假三天陪她去常州办了此事，得到了当年市委书记陈西光、蒋坚等同志的支持，她将所有藏书全部运回家乡故居，吕先生逝世后，吕老太太要我们小苓在寒暑假去陪陪她们，从此，小苓便成为他们的养女，乃至吕翼仁先生于1994年逝世，我在国外办事，未能送葬，一切后事都由彭小苓操持，她儿子洪洪为吕奶奶的遗容拍了许多照片，留作永久的纪念。

她死后，我每次去沪，总感到失去了什么，非常难过。

今天写下来一些碎事，以资悼念，祝先生在九泉下含笑，你的学生永远是怀念着你的。

阮  波

2007．9．21晨

（二）           高祖文

高祖文先生谢世已经三十多年了，我是他的学生，在1940-1942年初，他教过我两年中文。当时，他尚年轻，估计不到30岁，口才流利的苏州官话，在课堂上经常讲学聚精会神、孜孜不倦、激情奔放的形象还像昨天见到过他似的。他还有名士派的印象留给我极深刻。他不修边幅，从不整装整容，他的—双皮鞋可以从新鞋穿到破从不擦油，他的脸庞却像鲁迅先生——样的精神清癯、威严，有时却又非常的和蔼慈祥，尤其对他关爱的好学生，他如慈父般地在课外再教导一番，谆谆善诱，不知疲倦，我是他格外栽培尤加的学生之一。

据我所知，他是茅盾、叶圣陶的挚友，他一直在进步人士中做些编辑工作，他参加编纂过《民主》、《展望》、《团结》、《生活》等革命杂志(后来据悉还独自主编一份《建设》杂志来迎接新中国的)。

   自太平洋战争后，他突然在南方中学(即敬业中学)消失了。因为我当时有个难题，必须要请教他，因为南方校长徐梦周先生宣布解散中学后，大家都十分沮丧，我便去找高老师，到他办公室去找，他已夹着书走出校门了。我追上去，他也没回头，我紧追不舍，他回头向我说：“我不能留在学校了，因为王美中要接办南方，他是汉奸，我必须马上离开上海。”

   我泪汪汪地凝望着他说：“高老师，我明白了，你快走吧，等抗日战争胜利时，我会找你的，你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你对我的帮助，我终身难忘，我爱文学，以后我会拿起笔来捍卫祖国!好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为安全，你快快走吧!”我俩就在白克路走向静安寺路口分手了，他紧握着我的手说：

   “薇青努力吧，你会成功的。战争结束后，我也会找到你的!再见!……”

我久久地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是那么的坚强、刚毅、正义的文化战士呀!

可是自从这次分手后，不久，我也奔赴了新四军军部参军了，我们天各一方，谁也找不到谁，战争的火焰，如火如荼，我从1942年10月起转辗大江南北，浙东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北、山西，在野战军中，在白区的特殊战争中，默默地祝福我的三位恩师平安、成功，我期待重逢时，我能成为—位你们承认的合格文化战士。

   岁月流逝，履痕坎坷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又掀起内战。三年平息，大陆解放了，台湾成为反动政府霸占的领土，我寻找三位恩师，直到1956年，召开中国轻工业造纸学会时，我寻到了吕翼仁先生，却找不到高老师和张老师。后来想到叶圣陶先生是高老师的挚友，便冒然在1956年8月叶圣陶老师向出版界晚辈讲修辞学时，我竟大胆在叶先生授完课后追赶上去询问了高祖文的下落。叶老告诉我:“高先生在国务院参事室当参事。”我便写信致参事室。果真高老师回了信，且立即登门拜访了我。尤其是他要拜望彭炎同志。

   当时他是一位年近半百，鹤发童颜，—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慈祥笑颜走进我们的四合院时，一群儿童奔走引道送他来见我和彭炎时，我当即高喊：“高老师，我们阔别十三年啦!”

   他笑盈满面，迎上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我向他介绍丈夫彭炎。

   “彭炎同志，您好，我们谋面多次都是国务院会议上，却相认而不相识。原来你就是我的得意门生的丈夫。我是高祖文参事。由周总理介绍让我向你提供印尼和澳大利亚情况的‘老高’，你还记得吗?”

彭炎立即敬仰地回答：“怎么不记得呢?在我出访前的会议上，周总理向我介绍了你，说你和王任叔在印尼多年。感谢你提供的材料，使我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帮助。”

   俩人攀谈了起来，坐定后，我泡碧螺春茶叶给他喝，他幽默地说：

   “嗨，现在可以品茗这名茶了，当年在上海，我是穷教员，忙极那有闲情逸致品茶噢!”他把话题一转，转到我的学生时代，他俨然又如鲁迅对学生似的表情，说：

   “彭炎同志，你夫人，在中学生时代，真是—位好学生，她的作文，我一直给她打90分—98分，因100分是不可能的。还每篇有批注。”

   “真的，有一次你出题《中国妇女怎么解放》，我以娜拉为例子，中国女子不可能再做‘玩偶’。要从家庭中解放出来，从民族斗争中解放出来。你向我批示：‘文章写得很深刻，不过中国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从家庭、民族、社会中彻底解放，男女平等只有在社会的彻底解决后才能获得。’”我回忆着又叙旧：“我深思了这句批示后，去图书馆借了德国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书，还借了宋庆龄的著作，在那里你看到我后，让我到你办公室去，我看到你书桌—叠叠的学生的作文薄，你还在审批中，你看到我的视线后，说：‘不要紧，我要向你讲透妇女解放问题，什么叫社会的彻底解放?那就如当今苏联妇女那样，她们有社会地位有参政权，男女真正的平等了，女子的才华才可以获得彻底解决。’”

   我立即兴奋地说：“我要去抗日根据地去了，那边妇女才真正解放了吧?!”

   高老师却说：“要彻底解决也得奋斗一两个世纪，美国芝加哥女工运动到今天(1941年)己